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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明,,经济博士,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mail: njukhuru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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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带来的制度“红利”  

2011-12-12 20:51:24|  分类: 对外贸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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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带来的制度“红利”

 

/白 明(《望》周刊2011年第50期)

 

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离不开对入世带来的制度“红利”继续进行挖掘,还需要在与世界贸易组织未来的相处过程中更多提出一些合理主张,增强中国在其中的话语权。

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据海关统计,20012010年的1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5096.5亿美元增加到2.973万亿美元,增长483.3%,其中,出口贸易额由2661亿美元增加到1.578万亿美元,增长幅度为493%;进口贸易额由2435.5亿美元增加到1.395万亿美元,增长幅度为472.9%

中国终于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通过入世,中国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对外贸易发展平台,而中国在这一平台上的最基本诉求就是要分享一系列市场准入安排。入世前十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277%,按常理来说不算很慢,但这一增长幅度仅为入世后十年的57%,换句话说,入世后十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比入世前十年加快大约75%,况且入世后十年取得增长在基数上要比入世前十年大许多。

 

从贸易大国看入世“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十年带来的“红利”铺垫好了中国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大国之路。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入世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巨大的拓展空间,仅仅依靠中国自身发挥受限的比较优势以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系列政策鼓励手段,中国的对外贸易或许仍会有所发展,但从大概率上来看,中国不会取得今天的世界贸易大国地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于成为贸易大国显然更为迫切,而且这种贸易大国也必然要排名居前。事实上,对于韩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墨西哥等列世界前15名的其他贸易大国来说,对外贸易额如果能够排列世界前15位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就足以对这些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构成支撑,甚至对瑞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奥地利等一些国家而言,即使其对外贸易排不到世界前15名,但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来说也基本上“够用”了。当然,这些国家在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过程中的“胃口”一点也不会满足。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仅就缓解沉重的就业压力而言,就需要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作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算是中国国情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默契结合吧。

现实地看,入世对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能够化“危”为“机”。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如果没有入世,很难在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而事实上,尽管也同样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出口规模也一度萎缩,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却有所提高。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国际市场出现萎缩,大家都受打击,谁的抗打能力强,谁的实力就会增强。正因为相关产业没有倒,在产业链条出现断裂时,中国的企业捷足先登抢得了先机。但如果没有十年前拿到世贸组织成员国这个“名分”,即使中国的企业再“捷足”,也很难在国际市场重构过程中一举“先登”。

 

入世“红利”效应的边界与代价

入世之后,中国已经较为充分利用了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不过,入世所产生的制度“红利”也并不是没有边界的。

成为贸易大国之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拓展空间,面临着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撞车”。WTO秘书处发布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中国。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加快,而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许多欧洲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有的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很难支撑其自身的福利体系,因而更多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发展制造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或许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各国陆续出台产业发展计划,因此类似的限制性法令对于前景产业的保护在未来一年或许会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产业上具有替代性,这种替代性既体现在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市场上也体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目前看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救济的目的更多地指向有共同竞争的领域,尤其是关注中国企业如何在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中提升自身竞争力。因此,在这些领域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类似案件出现。

从入世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发展“红利”来看,这种“红利”的边界似乎无处不在。这种边界除了表现为越来越多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之外,也表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中国威胁论影响范围扩散、中国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话语权缺失等诸多种类“次生”问题上,而技术性贸易壁垒、碳减排要求等贸易措施看起来或许有合理的一面,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现有发展水平,因而有些措施看起来像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玻璃小鞋”。

十年来,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入世所产生的制度“红利”效应,但入世带来的这种“红利”效应本身对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来说也有一个边际“红利”效应递减的问题。正如同树大招风一样,现在中国仅仅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就招致其他国家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也越来越多来自发展中国家。

固然,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但此举并不能够医治百病。虽然我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一直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但也未见贸易摩擦因此而减少,而是越来越多,说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并没有对贸易摩擦增多的势头起到阻挡作用。

入世当然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此,陈德铭年初在达沃斯会议上是这样概括的:十年前,在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面前,中国毅然选择了接受多边贸易规则,加入世贸组织,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出了广泛和深入的承诺。入世十年来,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降到了9.8%,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并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的部门。对于这些开放措施,当今世界上恐怕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从中获益吧,而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则更是受益匪浅。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所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中国一直以来也较好地遵守了世贸组织的规则。

入世虽然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贸易大国铺垫好了道路,但这条道路也是一条崎岖之路。事实上,在入世之初未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至少增加了入世本身所带来的制度成本。例如,由于不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方面很吃亏。因为在计算倾销或补贴幅度时不能够采用中方自己企业的实际成本而必须援引第三国的对应成本作为参照。

与此同时,入世也是一个取与舍之间的选择过程。中国在获得巨大的入世“红利”的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限制,却放弃了自己在实施特保条款方面的权利,属于不对称的贸易救济措施。按理来说,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将会按照统一的游戏规则来进行贸易救济,而现在的情况是,欧美国家在对中国搞贸易救济时自由度很大,而反过来中国对欧盟国家进行贸易救济的时候自由度就要小许多。

入世后,中国要想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必须要经过十五年的过渡期,理论上2016年到期。照笔者看来,如果要解决就必须抓紧。最迟要在2013年以前解决,而再不解决,中国即使再做努力进行争取也意义不大了。

 

继续用好入世“红利”打造贸易强国

成为贸易大国后,中国的贸易规模是做上去了,但出口商品的档次低,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低,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低,自主品牌的比重低,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也不够强大,在规则制定、标准采用、价格影响力等方面往往处于下风地位。

实际上,解决好上述问题并不是十分容易,中国已不能够用打造贸易大国的办法去打造贸易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带来的制度“红利”或许在打造贸易大国过程中被利用得较为充分,但就打造贸易强国来说,仍然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也就是说,尽管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受制于入世“红利”的边界,但并不能够因此断言入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就不可能离开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平台去“单干”。事实上,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将受到更大的外部压力,尤其是遇到的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将更离不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平贸易原则与争端解决机制。

就打造贸易强国而言,中国现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转变以往对外贸易的过于粗放增长方式,特别是要增加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提升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据海关统计,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高技术产品在我国货物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由17.5%提高到31.2%,而技术含量普遍较高的机电产品在我国货物出口贸易额中所占比重则由44.6%提高到59.2%

但是,随着这种转变,现阶段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已不仅定位在低端领域,高端的IT产品也逐渐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已具有一定竞争力。2010630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中国数据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虽然这个案子最终被中方打掉,但说明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也确实会阻挡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至于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最主要的环节应该是强化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制定与解释过程中的话语权。

除了传统上的“两反一保”措施外,近些年来中国在高端产品上面对的贸易壁垒也更加隐性化,发达国家经常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堂而皇之地打压中国高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空间。目前,不仅像纺织品、服装、农产品等传统产业,而且一些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软件、电信产品等也受到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困扰。有些生产商经过精心准备,刻意针对中国产品设置。欧洲打火机生产商用了5年时间,把所有可能的保险装置设想申请了专利,留给中国企业的技术空间十分狭窄,设计思路稍有类同,就可能被指责为“部分类似”而禁止进入。另外,随着低碳经济的日益发展,也有一些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寄希望通过施加碳关税来约束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成长空间。

不难看出,在解决好这些隐性的贸易壁垒之前,要认真思考一下哪些问题可以拿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平台上去。不过,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强大或者自身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即使拿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平台上讨论,其结果也未必如中方所愿。

从深入挖掘入世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制度“红利”看,未来不仅要着眼于贸易大国的需要,而且更要着眼于贸易强国的需要。初步来看,从2011年开始算,中国要用10年时间来巩固大国地位,推动强国进程,而在10年后的再下一个10年,应当提出全力推进强国目标。至于压力,肯定会有的,但当今世界上哪一个贸易大国不承担着巨大的外界压力。未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至少要做到四个提高与四个优化:四个提高就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介组织的协调能力和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四个优化就是要优化对外贸易的主体结构、市场结构、商品结构和贸易结构。唯有如此,已经走过十年的贸易大国之路才能越走越宽,而未来贸易强国之路也才能远走越远。

应当看到,入世基本奠定了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之路,同时成为贸易大国也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身作用提升带来好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联系在一起不仅仅表现在多哈的一锤定音上,而且更加表现在对多哈回合的求解之上。目前看来,在多哈回合的谈判进程中,中方主张维护多边进程的主渠道作用,也欢迎为推进多边进程而开展的双边接触。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也正在为多哈回合早日结出硕果而不懈努力。

未来中国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并不是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完成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离不开对入世带来的制度“红利”继续进行挖掘,但只知道“吃”入世老本也是靠不住的,还需要在与世界贸易组织未来的相处过程中更多提出一些合理主张,增强中国在其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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